从“十五”后期中国工业走上重化工时代，物价上涨就已经开始。最明显的是煤炭价格2004年自120元/吨突然上升到400元/吨，不到半年又涨到600元/吨。当时在济南召开电、煤订货会，是国家计委负责主持的，开了十多天也定不下电煤价格，到06年即放开不管了。而这五年中，5000大卡的煤炭已涨到了900元/吨，蒸汽价格自然亦水涨船高，从60元/吨上升到108元/吨，到如今已高达180元/吨；石油和石化产品价格亦是如此，2006年原油每桶由35美元/桶上升到了90美元/桶左右。因而石化产品丁醇亦由7000元/吨上升到13000元/吨，丙酮亦由5500元/吨上涨到7700元/吨；粮食制品、玉米淀粉从“十五”的2200元/吨，至今已涨到3200元/吨，豆油价格从6000元/吨涨到了10700元/吨。这些组成生物发酵药品成本主要元素：能源、发酵培养基原料和提取用的溶剂，在“十一五”期间低的价格上涨了50%以上，高的价格翻了2-3倍。作为政府管理部门似乎总是视而不见，一些御用经济学家们，还整天在唱高调：“中国不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直到2010年10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CPI指数达到4.4%，食品类价格上涨了10.1%，才忙着出台16条措施来控制物价，但这时候已经晚了。11月份CPI指数又上升到5.1%，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了11.7%。房价涨、粮食涨、蔬菜涨……，你方涨罢我登场，似乎没有不涨的东西。辛卯年即将到来，但兔子跑的快，没有物价涨得快。《深圳商报》1月4日报道了一位来自四川的女工的生活账单，“在21项开支中，有17项上涨：其中大米、蔬菜、馒头等5项开支涨幅近50%，油、肉、水果、水费、燃气费、交通费、房租费等开支涨幅都超过20%，远远高于国家统计局计算的CPI数据的10%。每月生活费用增长了29.47%。”通货膨胀率近30%。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通货膨胀是必然要产生的，政府只能用提高百姓的收入来平息民怨，这是经济规律。欧美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就是这么一个经济发展--物品涨价--收入上调的经济发展史，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作为政府管理者本来不必忌讳通货膨胀，成本提高了，物价自然也要上涨，中国的老百姓只要得到温饱，是不会造反的。

　　但在万物皆涨价的形势下，制药企业却迎来了一系列药品降价的指令，真是朝来寒雨晚来风，成了一道奇异的风景线，特别显眼，令人迷茫。

　　从2005年到2010年，国家发改委就下达了十一次药品降价的文件，其中对抗生素药品降价就有九次之多。自09年实行新医改，公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后，国家发改委在09年10月下发《国家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正式实行，307种基本药物价格下调，平均降幅为12%。到2010年6月，国家发改委又下达《药品价格管理办法》，降价幅度高达30%。就在国家发改委10月26日，下文对石化行业的汽油、柴油分别上调230元/吨、220元/吨和12月22日又下文上调汽、柴油310元/吨、300元/吨的时间中间,2010年1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家发改委随即公布了《基本药物基层平均采购价格表》，对204种西药、102种中药共513种规格剂型药品规定了采购价格，并下令各省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原则上采购价格不得高于市场实际购销价格”，也就是他公布的这个价格。其中赫然在表的有青霉素钠盐针80万单位，0.33元/支，氨苄西林针1g，0.9元/支，阿莫西林胶囊0.25g×24粒，2.1元/盒；头孢唑啉针1g，1.6元/支，头孢曲松针1g，1.9元/支。而且这些招标采购价中，包含了企业到医疗单位的物流运输费用，配送费用约在10%左右。那么如青霉素钠盐注射针80万单位企业的出厂价实际上只有0.33元×（1-10%）=0.287元/支了。

　　在我的记忆中，1984年，80万单位的青霉素钠针剂是0.24元/支，但那时候的玉米价格是9分/斤，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41元/月。到1987年玉米价格上升到0.16元/斤，青霉素钠针剂价也上升到0.29元/支。那时候药品也是政府定价，不过是由国家医药管理局和物价局商议的政府定价。毕竟当时的医药管理局的官员还是了解制药企业的实际生产状况的。就在1992年，玉米价格上涨到0.46元/斤时，在国务院严格控制物价的情况下，经总理批准国家计委物价司还将80万单位青霉素钠盐针价格上调到0.51元/支，目的是为了保证青霉素生产，保障人民用药的供应。后来由于引进了青霉素菌种，使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成本亦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国内青霉素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市场已显然供大于求的局面，80万单位青霉素钠盐粉针出厂价一直在0.35元/支以上，而发改委规定的医院最高零售价一直在0.90元/支，政府物价部门一直对这个经过几十年医疗实践证明是安全、有效的药品采取保护的立场，在21世纪初药品第十四次调价中，还给青霉素钠盐粉针的最高零售价每支增加了一分钱。而现在要推广基本药物应用了，在玉米价格已涨到0.90元/斤的今天，国家发改委却要把80万单位青霉素钠盐针定价为0.287元/支，岂不是太不靠谱了。他们的依据是，在安徽省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青霉素80万单位的钠针有企业投标的价格是0.28元/支，是所有企业中“投标价格最低”的，按文件规定“商务标书由价格最低者中标”。零售价自发改委原定的0.91元/支降到零差率后的0.28元/支，下降了3.25倍。对这个老幼皆知的安全、有效的普药能降低到如此价格供应，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于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对此作了特别报导，这为医改要增加财政开支伤脑筋的官员也就有了决策的决心。

　　然而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却有“58年大跃进时亩产水稻十万斤”的报道之嫌，是可以从这个案例中吸取一下集中采购招标试行中的教训的。

　　集中招标采购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政府对医保的财政支出，所采取的措施是“实行基本药物带量采购”，“即对每种基本药物只选一家企业采购”，“只由这一家企业供应”。那么首先应选择的应该是这家企业有没有这个能力生产供应你省内老百姓需要的这个药品，这才是最主要的选择，而不是以“最低价”为标准。

　　青霉素钠盐针剂国内每年需用量在50亿支以上，多年来一直由华北药厂、哈尔滨制药总厂、山东鲁抗医药和石家庄制药四家制药企业主要生产供应，四家的年产量为41亿支以上，占市场份额81%以上，这四家企业是既生产青霉素原料药又生产制剂的药厂，已有几十年的生产历史。其他一些制药厂最多也不过年产1-2亿支而已，那么它怎么能保证文件中要求的“对每种基本药物只选一家企业采购”……“只由这一家企业供应”呢？其次这家企业本身不生产青霉素钠盐原料药，只是有粉针分装车间分装而已，万一原料生产厂供不上货，不就成了无米之炊了吗？他就无法按合同规定及时配送供货，你又怎么去追究他的责任呢？第三，这个企业是生产半合成抗生素药品为主的企业，企盈利能力90%以上，靠半合青和头孢类抗生素药品，青霉素钠盐针剂的生产线不过是为安排剩余劳动力而建的一个车间，对青霉素钠盐针剂的价格高低无关于它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它完全可以草率地给你提一个不靠谱的价格。而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恰恰把它作为一个集中招标采购的成功案例来向政府最高机构医改委员会汇报，并作为了定价依据在媒体上大肆显耀，恰恰是暴露了我们政府管理层的思想浮躁和官僚主义作风。为了减轻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在基层医疗单位药品零差率的规定下，政府要承担大部分医保费用，压低药价以节约财政支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过了头，真理走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药价过低会使廉价药品消失的教训已经有好几年了。在许多企业反映“基本药物基层平均采购价格”定得过低时，我们的政府官员却回答：“人家能生产出来，你为什么不能生产出来？”这确实叫人哭笑不得。我们各省的药品集中招标是针对国内所有制药企业的，而各生产企业的成本，有所在地区资源价格不同的成本差异；也有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不同体制不同管理的人工红利的成本差异；还有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对企业不同政策的成本差异。如对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的要求，对节能环保要求的高低，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招商引资的政策差别是巨大的，因此各企业之间的生产成本的高低也是悬殊的，这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所特有的，我们的政府官员应该知道。所以我认为集中招标采购政策贯彻下去，不到三年，东部的国有企业就会关门大吉，而富士康的职工跳楼悲剧也会在制药行业中发生。至于基本药物的药品质量是否又会被逼良为娼，成为贻害百姓的劣药假药，那要看制药企业家的良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