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医患困境”

　　中国当下的医患关系,在历史上即使不是最坏的,也是很差的阶段,而近期出现的恶性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医患矛盾的根本解决,需要在法律框架内理性维权;同时从根本上破除以药养医的积弊,重建医患之间的良好互信。

　　17岁的患者李梦南用一把刚买的水果刀,刺向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办公室的医生们。

　　3月23日,这起导致一死三伤的血案震惊全国,亦让医患冲突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4月2日,参加博鳌论坛的卫生部部长陈竺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了此案,他说,近日发生的“患者杀死医生”事件不是医患关系的问题,而是犯罪,改善中国医患关系关键是把沟通机制搞好,但根本是要改革“以药养医”的制度弊病。

　　2011年8月,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提出:有70.67%的医师认为,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医疗纠纷、工作量大以及患者的期望值太高。针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医患冲突,超过一半的医师认为社会对医师存在偏见。

　　医患冲突逐年递增,且越来越没有预兆地发生。矛盾的激化,反过来影响着医患之间的信任基础,而冲突的演变以及解决的误区,更呼唤社会对其理性反思。

　　危险的医生

　　血案中的遇难者王浩是一名实习医生。在他过世5天后,那份翘首企盼的香港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到达,可惜28岁的王浩未能亲见。小他11岁的行凶者李梦南出事前正在读《年轻人如何适应社会》等工具书。

　　两个素未相识、生命里没有任何交集的年轻人,却在医生办公室的首次相遇中强烈冲突,李梦南手中的那把水果刀,狠狠刺向王浩的颈动脉。此案之后被公安部门定性为凶手属于“激情杀人”。

　　这正是目前医疗关系中呈现出的新变化。案件发生后,医学界专业网站丁香园的创始人李天天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医患纠纷已从最初易见的语言暴力,转变为近些年频繁发生的身体冲突、恶性报复,直到今日猝不及防的突发暴力事件,而理性合法地解决矛盾迫在眉睫。

　　“以往的医患纠纷有所预兆,比如患者反反复复来找,能让大家感觉到要出事、有所预防;而现在的冲突事故,却让你没有丝毫准备,可能直接导致伤亡”,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与维权部主任邓利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如果突然闯进一名陌生人,或是病人、家属离自己过近,本能意识之下身子先是向后退一步”,北京某知名三甲级医院主任医师说。而上海医院的一些医生为防万一,甚至随身带着防狼器、辣椒水;广东一些医生在刚上班就接受培训,熟悉着关键时刻可以躲避的逃生通道。

　　据卫生部统计,2006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10248件,2009年上升为16448件,2010年则升至17243件。

　　从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案例数量来看,纠纷逐年增加,今年与同期相比增加了38%。通常规律,每年两会期间是医疗纠纷的高发期。

　　医学界专业网站丁香园所做的《中国大陆恶性医患冲突10年案例简编》中,从公共媒体报道中挑选了100个案例进行分析,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9年底,医患冲突案例呈递增态势,其中2009年发生冲突事件达15例。而2000年至今的12年间,全国公开揭露的被患者杀害的医生多达14 人,而伤者人数更无法统计。

　　哈尔滨“3·23”血案过后,某门户网站转载此事,在6161投票人次中,有65%的网友在“读完这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投票中选择了“高兴”。医学界人士看来,这是对死伤者与医护人员的二次伤害。

　　“目前的医患关系,在我国历史上即使不是最坏、也是很差的阶段,”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教授毛一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体会过、也无法想象行医治病的专业人士和被治疗者会有这么不信任。在种种矛盾不断激化、政策舆论导向的错误引导下,医患关系一路恶化走至今日,非常令人失望和担忧。”

　　医患溯源

　　历史上的医患关系如何?据李天天介绍,现代医学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中医也有个别医患纠纷,但群体性事件鲜有听闻。

　　建国以后,医患关系随着医疗环境和社会体制的变化,也发生着历史变迁。在建国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合作医疗制度是新中国农民首创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从试点到逐步推广,还催生了另一个新生事物——数以百万计的农村“赤脚医生”队伍,在全国各地得以成长与壮大。

　　这一时期虽然医疗资源匮乏,但医患关系仍维持着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双方处于相互信任状态。邓利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相对简单,医患冲突事件鲜有发生。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医患关系开始有所分化。城市职工可以报销看病,而偏远地区的农民依赖者赤脚医生和医疗合作社,即使如此,“医生被尊重”的传统也没有被打破,医患双方的契约与信托关系也尚未瓦解。

　　最大的转折发生于1990年代末期。原本由政府包办、补贴的公立医院自1997年后开始变革,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减少,医院需要自负盈亏,而医院里各项定价以及医务人员的工资仍遵循低标准。

　　邓利强表示,这次改革导向是“多干多得”,而且医院还要用“多干多得”发展自身,医院的公益性逐渐削弱, “商业化” 色彩渐浓,甚至出现以药养医现象。在此背景下,传统医患关系开始僵化,纠纷数量也逐年攀升。

　　被忽视的细节

　　如同风起于青萍之末,很多冲突往往始于一些被忽视的细节。

　　医患双方的沟通问题,往往是纠纷的导火索。但这一问题鲜为人注意,现实中,接诊量超负荷导致着一部分医生无暇与患者充分沟通,甚至态度懈怠,这为医疗纠纷埋下伏笔。

　　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方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匀等问题,很多大型医院的医生都处于超负荷工作,以北京的部分大医院为例,“医生从8点开始接诊病人,中午12点无法准时下班,一上午要接诊50多人次。没时间上厕所,没时间喝水,病人也觉得没时间跟他讲话”。

　　与沟通不畅相反,在“看病贵“的环境下,患者对医疗往往抱有很高的期望,甚至忽略了医疗风险这一常识。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吴崇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到了医院就能药到病除的观念还没改进,社会公众对医学常识的缺乏,再加上一些专家可能出现的大包大揽,缺乏足够的沟通、解释,让世界上都公认的医疗风险很容易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