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下称医管局）正式挂牌。新成立的医管局将专职统管22家市属公立三级医院，代表政府——公立医院的出资人——“管人、管事、管资产”。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称：这“标志着北京市医疗卫生管理正式实现‘管办分开’”。

　　早在一年前，北京就传出要组建医管局。此后，公众对此颇为期待：卫生局既办医院，又管医院，既是“教练员”，又是“运动员”，弊病丛生，理当“管办分离”。在苏州、上海、无锡等地，五六年前就成立了医管局。这次终于轮到首都北京，岂非一道医改的曙光？

　　但是，北京市此举距离真正的“管办分开”甚远。这是因为，北京市医管局不过是市卫生局的二级局，局长也由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兼任。这种架构下，医管局到底能有多大用？要知道，上海市负责管理医院的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江苏无锡市医院管理中心都独立于当地卫生局，而成都市医管局则与市国资委合署办公。

　　这一点，丁市长也坦然承认。他说，由于北京医院隶属关系复杂，有市卫生局管的，有卫生部管的，也有军队和中央部委管的，目前医管局只能管市属医院，还不是真正的“管办分开”。他还说，目前的医管局相当于“教练员”，介于“裁判员”（卫生局）和“运动员”(医院)之间，负责规范、管理“运动员”，并提升其服务水准。

　　按官方的说法，今后，北京市卫生局将承担管理职能，负责医疗卫生行业准入、规划、标准、监督等职能；而医管局则代表政府承担出资人职能，负责医院的日常管理、服务模式、学科建设等；同时，市属公立医院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制衡，推进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改革。

　　这是一个貌似完美的医院管理架构。问题是，这个多出来的“教练员”管用吗？

　　按现有定位，北京医管局今后将负责市属公立医院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医院主要负责人的聘任、指导医院推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等，也即“管人”、“管事”、“管资产”。但这三项职能，医管局短期内注定难有大作为。

　　先看“管资产”。中国的公立医院，所谓“公立”二字早已有名无实，如丁向阳副市长所言，目前北京市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工资总额中，财政拨款只占10%左右，90%的工资、奖金和津贴得靠自己挣。其实，除了工资、奖金，公立医院的其它开支也大抵如此。也就是说，政府只掌握着公立医院10%的资源分配权。既如此，说要管资产，岂非奢谈？

　　再说“管事”和“管人”。当前，公立医院被视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工资、社保、福利等都要按事业单位执行，而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管理，更多体现为没完没了的例行检查和医疗服务价格的行政管制。同时，卫生行政部门对医院负责人的任免上，拥有很大的发言权。

　　问题在于，有了新的医管局，上述格局会有所改观吗？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北京医管局的成立，对医院来说，不就只是多了个婆婆、换汤不换药吗？

　　当前，中国公立医院为人诟病之处，一是对商业利润的追逐，漠视救死扶伤的天职，二是因长期行政垄断，缺乏有效竞争，服务质量低下，改善服务的动力不足。当前对公立医院的泛行政化管理，恰恰强化了医院对利润的追逐，同时也难以提供有效的激励。

　　因此，“管办分离”的根本，不能简单地成立新的机构，而是应该通过机构调整，改变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泛行政化管理，彻底改变现有医院治理结构。此次北京市提出，公立医院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方向是正确的，但还远远不够。医管局作为监管机构，也应受到相应的监管和约束。

　　在这方面，1990年成立的香港医院管理局或是个范例。1990年前，香港卫生行政部门直接管理多家公立医院，效率低下，民众多有不满。1990年，香港成立了医院管理局，专门负责监管医院。该局属法定非政府部门的公营机构，对其约束最大的是医管局大会。

　　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医管局大会的职责是加强对医管局的监管，力求医管局在工作表现、问责和道德操守方面达到最高标准。目前，大会包括主席在内共有27个成员，包括23名非公务员、三名公务员、一名主要行政人员（行政总裁）。除了行政总裁，其它成员均不因其身份领取薪酬。

　　改革后，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环境局负责医护服务的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同时监察各项政策的执行。而医院管理局则负责接受财政拨款、管理公立医院、加强对医院的监督、负责执行公共医疗政策等。两者互不隶属，各司其职，已有“管办分开”之实。

　　北京市如要实行真正的“管办分开”，就必须让医管局成为真正独立运作的机构；而医管局要想真正扮演好“教练员”的角色，也得有像香港那样集合各界代表人士的“医管局大会”，对其实施实质性的监督。